原文作者: 項陽，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原文標題:《史論并舉學術道路的開創及當下發展》

原文出處:《藝術探索》2017年第1期

《藝術探索》2017年第1期發表項陽文章《史論并舉學術道路的開創及當下發展》。該文對近現代中國音樂學史論并舉的學術成果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梳理。指出，20世紀中葉以來，音樂研究所楊蔭瀏、黃翔鵬等諸位學術前輩將中國音樂史學與傳統音樂活態深層挖掘并舉的研究理念，引領了群體性的研究實踐，使得中國音樂學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前行。作為有著數千年文明的國度，如果不將歷史發展脈絡加以梳理，難以清楚當下活態存在與歷史傳統的關系，因此在建構中國音樂學的意義上必定既要把握歷史，又要梳理活態，如此把握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實質性內涵。當下學界應沿這種史論并舉的學術傳統在繼續開拓的意義上前行，更好地認知和把握中國音樂文化的深層內涵。

文章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楊蔭瀏、黃翔鵬等先生對中國音樂學史論并舉學術道路的開創；第二部分，中國音樂學當下發展；第三部分，承繼學術傳統拓展前行。

文章指出，作為中國音樂學，其骨干架構是一經一緯，史論結合。這兩者為有機的統一體，縱的脈絡彰顯歷史文明發展序列，橫的是傳統在當下的活態積淀與發展。當下這一經一緯在音樂學領域歸屬兩個學科，把握住內在關聯性方可厘清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整體架構。一史一論為任何藝術門類學科建構的基石或稱骨架，問題是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視角對一史一論進行建構。

從音樂的意義上講，所謂“史”，是指自遠古以來中國先民圍繞樂在不同時段一切創造（涵蓋律調譜器本體和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諸種技藝類型、相關作品）、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類型、不同層級人群對樂的各種功能性為用）的客觀存在進行歷時性為主的整體把握；所謂“論”，當指探究樂這種以音聲為主導的技藝形態在歷史長河中何以形成、何以發展，在人類文明社會中有怎樣的功用，對樂這種形態在不同時段所形成的體裁、題材、類型、創作技法與特色有整體認知。要對這些深入把握必需有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以為支撐，“論”在某種意義上與“學”有重要關聯，即學術探究的意義。研究者自身的知識結構和知識面會對這些客觀存在導致不同的解讀，因此“論”與“學”都有更多主觀性色彩，學界常有音樂史論之說。

楊蔭瀏和黃翔鵬等先生對于中國音樂學都是史論并舉的做法，既將目光回溯文獻，又將足跡伸至田野、民俗現場、考古工地，多點開花、全面貫通、重點突破，取得一個個令人信服的學術成果。

接著文章詳細分析了中國音樂學當下的發展。中國音樂學要在前輩開拓的道路上前行，應考慮用怎樣的方法更有效、認知更明晰，研究更深入。音樂研究所數代學人形成的學術傳統就是要堅持不懈地將活態音聲類型與歷史文化大傳統對接，在文化轉型之時能夠認知傳統，在發展之時“有章可循”。如果不能夠很好地認知傳統內涵與特征，則容易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隨波逐流，造成方向迷失，基礎性研究不可或闕。當然，應更新學術理念并以此為指導前行。

回到歷史語境，從傳統國家制度的意義上進行整體把握，在深層挖掘材料前提下貫通式前行；把握樂在傳統社會中的功能或稱功用，而不是僅把握某些功能而忽略其它功能；在對既有一朝一代認知的基礎上從用樂觀念、音聲技藝形態以及相關機構的意義上把握其演化關系；從中國傳統文化深層意義上把握禮制與禮俗用樂的存在與演化、由此把握歷史上國家用樂形態對民間實質性影響及文化認同意義；在把握古人對樂謂之“三位一體”的意義上對俗樂一脈發展與裂變進行辨析，明確說唱與戲曲與俗樂之關系；宗教用樂與國家用樂的關系等等。

最后文章強調，現代意義上的中國音樂學不足百年，已經有了非常重要的、實質性、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此基礎上前行，我們方能體味禮樂與俗樂兩條主導脈絡并行不悖地前行的學術意義。打破宮廷與民間二元認知，從國家制度下存在民間積淀看到當下活態，只有將前輩學者所梳理出音樂形態之內涵夯實，拓展學術視野，方能將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