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女性音樂教育的先鋒
——上海中西女塾音樂教育研究（1917-1930）
【內容提要】上海中西女塾是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創辦于19世紀末的一所教會女校。建校伊始，即將“傳授西洋音樂教育”作為其辦學宗旨之一。陸續創立了琴科、唱歌科、提琴科等，并組建了國樂隊、西洋樂隊等學生樂隊。在專業而蓬勃的西洋音樂文化的影響下，女塾中走出了一批中國近代著名女音樂家。緣于此，中西女塾成為了中國近代女性音樂教育的先鋒。
【關 鍵 詞】中西女塾/《墨梯》/音樂類系科/琴科/音樂團體/女性音樂教育
【作者簡介】陳晶(1978-)，女，哈爾濱工程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講師，中央音樂學院08級博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871(2010)04-0078-09
一、前言
1892年，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 L Allen)①創辦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女塾設在“上海英租界三馬路泥城浜監理會堂西首面南第二十一號洋房內(今漢口路，揚子飯店所在地)，專教中華女子中西書史與一切有關實用之學�！盵1]在其六十年(1892-1952年，包括中西女中時期)的歷史中，其特殊的、自成體系的教育體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巾幗英杰，宋慶齡和她的姐妹宋藹齡、宋美齡都曾就讀于此。建校伊始，女塾即實行“通才教育”方針，其中西洋音樂教育成為其教育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代著名女音樂家如史鳳珠、王瑞嫻、李虞貞、邱貞藹、周淑安、蔣英、姚錦新等都曾受教于此。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對于女塾音樂教育的研究卻長期缺失在中國西洋音樂教育發展史的研究領域中。迄今為止，僅有胡衛清發表在2002年9月《韓山師范學院學報》上的《上海中西女塾簡論》一篇論文對該學校進行了專門性研究，但其研究重點是女子教育，對該校音樂文化著墨不多。在介紹中國教會學校的文章中，也會對女塾的音樂教育有簡略的交代，如宮宏宇發表在《音樂研究》2007年第1期上的《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國學校音樂教育之開創(上)》等文，但并未有詳盡全面性的闡述。在汪毓和編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等專著里也概要性地提到了女塾的音樂教育與活動。其他的一些回憶錄如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等，對其音樂教育并未形成系統的研究。
不可否認，中西女塾之肇始是以“開辦學校為布道之先驅，以教育介紹教會”[2](第76頁)為目的，但是客觀上卻推進了中國近代文化教育，特別是西洋音樂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掌握現代音樂知識的女性。因此，筆者以其�？赌荨发跒榍腥朦c與媒介，綜合其他研究資料對其進行研究，既將它的歷史放置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上海城市社會文化變遷的雙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又從教育的相對獨立性、教育自身的特殊規律來進行剖析，以此為中西女塾的西洋音樂教育發展之路廓清一條軌跡，重構歷史的原貌。
由于《墨梯》(McTyeire)創刊于1917年，所以筆者對該校的音樂生活研究始于此年。1929年，女塾向中國政府立案，聘請楊錫珍為首位華人女校長。1930年，學校改名為中西女中，進入了另一個發展階段。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17年至1930年間。
二、中西女塾西洋音樂教育
因為音樂“感化力特別強”，而且“為傳播西方生活方式及道德方式提供了一條捷徑”。[3]由此，“每一所教會學校都十分注重西方音樂教育”[3]，如上海的圣瑪利亞女校、清心女校、湖州的湖郡女校，蘇州的景海女校等無一例外。
1.音樂類系科簡介
女塾設有琴科、唱歌科、提琴科，還有一個以專門學習戲劇表演為主的游藝科。在所有的系科中，琴科應是最早建立(因其建校之初即有琴課)，選修學生人數最多，“約占全�？側藬档娜种恢炼种弧盵3]，也是從教師到教學設施最完備的一個科系。琴科在音樂類系科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筆者將其置后詳述，首先，介紹一下其他系科。
(1)唱歌科
唱歌科是在1919年的秋季學期建立的。[4]一開始，只有三個學生選修這個課程。但是經過聲樂教師林女士(Mrs. Myra Olive的中文名)的講授，喚起了學生們的興趣。至1921年，已經有16個學生學習這門課程。
剛開始上課時，教師要求學生記錄下其講授的關于發音方法的要點，然后開始指導學生作各種發聲練習。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教師發現學生對這些基本方法已經完全理解并且可以自如地運用之后，會增加一些歌曲進行練習。
授課時間是每周一個小時，學生們首先是一起進行發聲練習，然后每人單獨演唱。教師要求學生保證每天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的課下練習時間。在初學階段，學生們演唱的曲目都是一些著名作曲家，如舒曼、舒伯特、勃拉姆斯、門德爾松等人創作或改編的一些古典歌曲和民歌。當唱歌科的教學初具規模后，學生們就會定期參加各種綜合性音樂會，舉辦獨唱音樂會，也會排演清唱劇和歌劇。
以上這些教學計劃的制定與實施先后由林女士、斯特羅布小姐(Miss. G. Strobe)、吳世明以及籟爾夫人(Mrs. William Lyle)③完成。
關于唱歌科的學生情況，在《墨梯》(1917-1930年)中并沒做詳細的敘述，僅有一張唱歌科學生的照片刊登在1921年的《墨梯》上，共有學生10人。盡管如此，但女塾有兩個頗具規模與實力的合唱團——初級合唱團(The Junior Chorus)、高級合唱團(The Senior Chorus)，相繼由懷特小姐(Miss White)、夏淑貞、周淑安等老師負責。據此推斷，這兩個長期活躍在校內外的合唱團的主力隊員大都應該來自唱歌科的學生。同時，還有一個學生自發性的唱歌團體——雅歌社(Glee Club)。其成員在1924年有14人，1926年有19人。
(2)提琴科
提琴科的具體情況在《墨梯》(1917-1930年)中幾乎沒有文字性的介紹，僅附有幾張提琴科學生的照片。1925年提琴科學生有6人，1926年有7人，1930年也同樣7人(見圖1)。指導教師是哈貝雷爾小姐(Miss Haberer)、范·海斯特(Mr. Van. Heyst)。提琴科應該是規模較小，學生也較少的一個系科。
2.琴科
(1)完善的教學計劃，嚴格的教學管理制度
琴科的教學內容包含鋼琴演奏和音樂理論兩部分。[5]音樂理論包括基本樂理、和聲與歐洲音樂史�；緲防淼膶W習時間是一年，學生們要掌握最基本的音樂知識。一周兩次、每次半個小時的和聲學習會持續二年。學習完基本樂理與和聲之后，要求學生達到可以為自己所做的旋律配和聲的水平。此外，學生們要學習兩年的歐洲音樂史課程，每周一節課。音樂史的學習是從古代到近代，要了解著名音樂家的生平及他們的作品。學習之余，教師會經常帶領學生們去欣賞來滬演出的著名音樂家的音樂會。
學校設有專門的琴房樓和練琴室。琴課是每周一次，藝術實踐的時間根據不同的年級會有所不同。有兩周一次的向音樂類系科公開的小演奏會，一月一次向全校公開的中型演奏會，半年一次向家長公開的演奏會[3]，最后要舉辦一場向社會公開的大型畢業音樂會。此外，琴科學生還要在廣學會④的音樂會上獨奏，在游藝科的表演會上擔任伴奏。[5]
包括基本樂理、和聲、歐洲音樂史在內的音樂理論的學習，一共是五年。這些學習是不發畢業證書的。琴科的學習一開始為八年，改至九年，后又增至十二年。學生修完學校規定的全部課程后，達到學校要求，將獲得琴科畢業證書。[6]在女塾學習鋼琴演奏的學生很多，僅《墨梯》1925年刊登的一幅琴科學生的照片就有100人(見圖2)；1928年照片顯示有36人；1929年登載了琴科教師與其學生合影(見圖3)，當年共有學生94人；1930年刊有89人。依此看來，女塾的音樂類系科選修課中，琴科應是最受學生青睞的。但由于學習周期較長，考核制度較嚴格，從1904年至1947年，獲得琴科畢業證書的學生僅有51人。[7]
(2)嚴師出高徒，碩果滿枝頭
在嚴謹、科學、合理的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的保障之下，琴科的教學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28年11月，上海舉辦了紀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的音樂節。這期間舉辦了音樂比賽，參賽選手大部分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僑。音樂節的比賽項目包括鋼琴、大提琴、小提琴和聲樂。中西女塾派出高中生參加鋼琴與小提琴比賽，派出初級合唱團參加合唱比賽。此次比賽，女塾斬獲頗豐，載譽而歸，姚錦新獲得鋼琴比賽三等獎，夏璐敏獲得小提琴比賽二等獎，合唱團在周淑安老師的指揮下獲得一等獎。[8]
英國圣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音樂考級委員會于1929年底在上海設立了鋼琴等級考試。這個國際性的音樂考級組織的到來，在上海音樂圈產生了極大的反響。這個考試面向大眾，通過考試的人可以獲得倫敦頒發的證書。女塾學生姚錦新和蕭嘉珍，鮑息卿和蕭嘉璐分別參加了鋼琴的高級和中級的考試。她們不但通過了考試，而且分別獲得了這兩個級別中的最高分。[9]值得一提的是，姚錦新的分數拔得了亞洲地區的頭籌，獲得了在倫敦圣三一學院學習一年的獎學金。這也是第一次由中國教師(女塾鋼琴教師邱貞藹)自己教出的學生榮膺此殊榮。[10]
姚錦新在女塾打下了堅實的鋼琴演奏基礎之后，1933年考入德國柏林音樂學院，畢業后再赴美留學。1951年，她被聘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從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新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中。姚錦新曾擔任鋼琴主科和作品分析、和聲、對位、作曲等多門課程的任課教師。1964年調任至中國音樂學院�！耙﹀\新有非常淵博的知識，在學術上卻‘述而不作’。她遍訪歐美名師，取回西方古典音樂的‘真經’，以為發展中國音樂的借鑒。不斷的在‘述’中做出新的創造，在向東方人介紹西方音樂，特別是在使我們領悟西方古典音樂的真諦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盵11]另外，琴科還是我國另一位著名鋼琴家顧圣嬰音樂之旅開始的地方，同樣師從邱貞藹老師，但其入學時間為20世紀40年代，與本文研究時段不符，將另文敘述。
中西女塾的學生，接受了良好的英文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琴科的學生畢業后大部分選擇出國繼續深造，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事音樂教育工作。
琴科能夠成為輸送專業藝術人才的中心，并非一蹴而就。因其秉承的良好教學信條統攝始終之由。早期，女塾已經培養了一批具有現代專業音樂知識及鋼琴演奏水準的畢業生，并成為我國近現代專業音樂教育的先行者。如我國著名的音樂家史鳳珠、王瑞嫻、李虞貞諸女士，均畢業于琴科，后再負笈海外，回國后成為我國最早傳播現代專業音樂文化的一支中堅力量。[12]史鳳珠1907年赴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留學，主修鋼琴專業，獲音樂博士學位。1910年歸國后，先在上海葉茲中學及中西女塾任教，后到北京清華學校(今清華大學前身)任鋼琴教師，著名的音樂家黃自曾拜師其門下。[13](第58頁，注⑤)王瑞嫻畢業后赴美留學，肄業于新英格蘭音樂學院。1927年國立音樂院成立后，任鋼琴講師，教授了像吳樂懿等一些優秀的學生。1947年遷居美國，任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教授。⑤李虞貞，1908年留學美國，入拉格朗日學院音樂系學習，1911年回國，1915年編有《共和國幼稚歌》，內有40首西方兒童歌曲。[14](第239頁)
琴科除涌現了大量鋼琴家之外，還有兩位中國優秀的聲樂演唱家與教育家——周淑安與蔣英，也在此接受了規范的西洋音樂啟蒙教育，為其日后的聲樂表演和教學生涯奠定了穩固的基石。周淑安1912年進入中西女塾，兩年后參加清華學校第一屆女子公費留學考試，成為我國第一批十名公費留美女學生之一。后考入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主修美術、音樂。同時還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習聲樂、鋼琴等課程。1919年，進入美國紐約音樂學院進修聲樂。1920年歸國后，回母校中西女塾執教[15]，其指揮的中西女塾合唱團代表中國參加了于1928年在上海舉辦的舒伯特音樂節比賽，并獲頭獎，用廖輔叔先生的話來講就是“為中國人爭了一大口氣的事了�！鄙虾９げ烤謽逢犞笓]梅百器當即函約中西女塾合唱團參加他們的音樂會演出。[16]同年，周淑安被蕭友梅聘為上海國立音樂院聲樂組主任。其后長期在沈陽音樂學院任教。周淑安作為中國近代聲樂事業的先驅者，從事聲樂教學數十載，喻宜萱、胡然、郎毓秀、呂驥等人均拜師于其門下。[15]
另外一位歌唱家蔣英，10歲時進入中西女塾附小學習鋼琴。5年以后，進入德國柏林貴族學校馮·斯東凡爾德(Von Stumpfeld)女塾就讀。1937年考入柏林大學聲樂系。由于戰亂，轉而進入瑞士路山音樂學院學習。1947年同丈夫錢學森共赴美國。1955年，歷經千辛萬苦，蔣英終于回到祖國懷抱，擔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她在擔任教學工作的幾年間，培養了祝愛蘭、岳彩倫、岳重、張汝鈞等一大批高材生。[17]
“果實的事業是尊貴的，花的事業是甜美的，”然而能使琴科的學生把“未來變成夢想，然后把夢想變成現實”，自然離不開甘做“謙遜的葉的事業”的教師的引領。蘇美德小姐(Miss Smith)就是這樣一位(參見圖3)，她是琴科中教學資歷最深的一位，從筆者所整理的《墨梯》1917年至1930年刊的資料顯示，她一直在此任教。其他外籍教師還有霍妮小姐(Miss. F. Honey)、洛本施泰因夫人(Mrs. Lobinstein)等。此外，中國籍教師也占有較高的比例，有：史鳳珠、邱貞藹、方恩錫、夏靜音等二十三人。
誠然，中西女塾并不是一所音樂�？茖W校，但在其第一任校長海淑德(Laura Haygood)親自擬定的辦學宗旨之一的“傳授西洋音樂知識”[3]的思想指導下，經過長期的辦學實踐，琴科逐步制定了一整套完備的教學體制和合理的課程設置，擁有嚴格的教學制度與管理措施，具備較雄厚的師資力量，以高水準的人才培養質量贏得了較高的社會聲譽，從而成為女塾的特色學科之一。女塾不但是培養音樂家的大本營，同時也成為了培養師資的基地，為社會輸送了大量的音樂教育人材，這對于在上個世紀西洋音樂教師隊伍極其匱乏的上海，乃至整個中國，都不得不說是“微雨灑芳塵，醞造可人春色”。
(3)重視藝術實踐，將表演舞臺與人生舞臺融合一體
中西女塾每年都會舉辦豐富多彩的音樂會，而尤以琴科學生音樂會最具影響力。琴科的學生能否獲得畢業證書，最為關鍵的即是畢業音樂會的舉辦。1918年，記者登特(R. V. Dent)對女塾兩名琴科畢業生的音樂會做了精彩的報導與評述，刊登在1918年5月18日的《上海新報》(Shanghai Gazette)上：
昨晚，一場精彩的鋼琴音樂會在中西女塾舉行。中西女塾的學生曹淑貞和夏路得在眾多具有音樂素養的觀眾面前舉辦了畢業音樂會。
通過聆聽這場經過高水平訓練的中國女孩的音樂會，使西方人知道了迄今為止尚不知道的一點，那就是中國女孩所具有的技術能力，能夠演奏出相當有難度的鋼琴作品。夏路得和曹淑貞演奏的都非常精彩。兩個人的技術水平出乎意料的好，遠遠超過了其同齡的西方女孩所能達到的水平�；蛟S是兩位女孩對演奏曲目靈魂特質認識的不同，或許由于演奏技巧的不同，我們必須承認，這兩個年輕女孩在西方人眼中營造了不一樣的音樂效果。
史鳳珠擔任第二鋼琴，她和夏路得共同演奏了李斯特的《狂想曲》作品第二號。在第二主題里，兩人演繹出了作品內在的神韻與活力。史鳳珠是應該受到稱贊的人，因為她為她學生的整場音樂會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并不僅僅表現在這一首作品上。
提到曹淑貞演奏的內文的《夜曲》，這是整晚音樂會中，演奏者傾注了最多的音樂感情的作品。夏路得演奏了肖邦《練習曲》第十首作品第四號，這是一首對任何演奏家來講都很有難度的作品。我們知道這個小女孩還不滿16歲，然而在這個作品的演奏上她卻表現的像一個音樂家。
總之，我們必須說整場演出非常精彩，給中西女塾帶來了很大的榮譽。[18]
中西女塾
曹淑貞夏路得畢業音樂會
1918年5月17日
節目單
1.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Op. 2
表演：(安排兩架鋼琴)夏路得
2.李斯特《華格納》
表演：曹淑貞
3.李斯特《愛之夢》Op. 1
表演：夏路得
4.沃格利希《貴族圓舞曲》
表演：曹淑貞
5.肖邦《練習曲》Op. 10. No. 3、4
表演：夏路得
6.內文《夜曲》
表演：曹淑貞
7.肖邦《諧謔曲》
表演：夏路得
8.貝多芬《c小調協奏曲》
表演：曹淑貞
以上二位都是留美博士史鳳珠的學生，畢業音樂會之后，曹淑貞即赴美留學，主修鋼琴專業。
20世紀初期的中國鋼琴音樂文化基本上處于拓荒階段，而且曾被認為“本世紀(筆者注：20世紀)20年代以前還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具備獨立舉辦音樂會的專業水平”[19]，而這兩個不滿16歲的女學生的鋼琴音樂會在1918年的上海成功舉辦，并有記者進行了專門的報導。另外，“據老一輩鋼琴家丁善德回憶，當年上海有一位裘茂衡(筆者注：裘夢痕？)先生，常在音樂會上演出鋼琴獨奏節目，他的主要拿手曲目是莫扎特的《土耳其進行曲》(K331第3樂章)，被公認當時最高水平的演奏�！盵19]而曹淑貞與夏路得所演奏作品的難度與深度遠超《土耳其進行曲》。“丁善德于1935年5月11日在上海舉辦了畢業獨奏音樂會”，這兩個學生的畢業音樂會比“中國鋼琴藝術史上第一次由中國鋼琴家舉辦的鋼琴獨奏音樂會”[20]的演出時間早出了17年。此外，丁善德畢業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專業音樂院�！虾⒁魧＃淅蠋熞彩侵亩砑撉偌也楣_夫。而這兩名學生就讀的是教會學校中的選修性質的琴科，并且是由中國教師——史鳳珠教授的學生。
基于此，中西女塾的這場學生畢業鋼琴音樂會書寫了中國鋼琴音樂歷史上全新的一頁，女塾琴科的音樂教育也為進一步擴展對中國近代鋼琴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從筆者所整理的《墨梯》年刊顯示，從1918年至1930年，共有18名學生舉辦了畢業獨奏音樂會。每一年的校歷都對這些畢業音樂會的基本情況有所記載，并附有節目單。1930年，姚錦新也舉辦了畢業音樂會，結束了其在琴科的學生生涯[21]：
鋼琴音樂會
中西女塾畢業生音樂會
姚錦新1930年1月18號 星期六
節目單
Ⅰ.《c小調幻想曲》 巴赫
《牧歌》 斯卡拉第
Ⅱ.《即興曲》Op. 142. No. 3 舒伯特
Ⅲ.《前奏曲》 麥克道爾
《片斷》⑥ 哈伯爾
《紡紗女》 拉夫
Ⅳ.《月光》 德彪西
《波羅乃茲舞曲》 杰弗里
《水中女神》 文森特
《凱旋圓舞曲》 (未出版)杰弗里
此外，學校還會定期舉辦各種綜合性音樂會，如各年級音樂會和每年春季學期結束時的年度音樂會，即音樂類系科的年度匯報演出。除了學生音樂會以外，教師也會不定期地舉辦各種類型的公開表演。
女塾的創辦者林樂知認為“欲觀一國國民之程度，觀于其國婦女之地位，故女子教育者造就國民之基礎也。”[22]宏觀中西女塾，從管理者至受教育者，均為女性。微觀琴科音樂會，從指導者到演出者概為女子。音樂會在此時已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功能，即女塾的女性在登上表演舞臺的同時，也登上了人生的社會舞臺，在獲得自我肯定的同時，也獲得了社會的首肯，在被書寫的歷史命運和復雜的社會現實關系中辨清了自己的身份和主體性，同時又在自我之外的文化空間中完成了自身的定位。[23]
三、音樂團體——中西音樂交流的平臺
中西女塾雖然是一所實施全面西化教育的學校，在接受了多年系統的西洋音樂文化教育之后，學生們并沒有被這一種固定的音樂范式框住思維，禁錮住思想，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多維的文化視角與開闊的音樂視野反而使她們更加關注中國音樂的發展態勢，用辯證的方式來看待中國傳統音樂�！拔釃艠�，經數千年之創制，漸次衍傳。其聲之精越，其音之奧妙，超乎西樂。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非知音者不能了解也�！盵24]然而，“自從西方音樂傳入中國后，中國開始對西洋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開始漠視中國音樂�！盵25]而且，“雖然中國現在有許多著名的音樂家，但他們大多年事已高”[25]，面對這種窘迫局面，中西女塾S. O. S(Send On Service)俱樂部的成員組建了一個國樂隊。
最初只有三個人，但是現在(筆者注：1921年)已經增加至十人。其中一人彈奏琵琶，一人拉二胡，一人彈奏中國的曼陀林(筆者注：阮)，倆人吹管子(筆者注：簫)，倆人彈中國的班卓琴(筆者注：月琴)，還有三人吹笛子。因為沒有指導教師，一開始由成員抽簽決定推選出隊長，并且每周開會一次。……每當學習一首新曲子的時候，隊長就會在黑板上用五線譜和簡譜寫下來，讓隊員們抄寫，我們一邊唱譜一邊演奏，直到能夠完全記住它，然后開始合奏。[25]
另外，《墨梯》中還記載了國樂隊第一次在校園中公開亮相的情景，與其同臺演出的“小提琴、曼陀林和鋼琴的合作十分默契，旋律優美�！盵25]而國樂隊的表演形式是“選擇一個女孩來吹笛子，其他四個人演唱，類似于中國戲曲表演�！盵25]
在以上這段文字中，并沒有明確指出國樂隊成立于哪一年，僅提到“不久以前組建”。這篇文章是收錄在1921年《墨梯》年刊中，而年刊是在每年的6月出版，據此推斷，國樂隊極有可能是在1921年上半年間成立的。但是在國樂隊建立之初，由于學生水平有限，再加上缺少專業教師的指導，所以“國樂隊的演奏不能令人滿意”[25]。
然而，在教會學校里成立的國樂隊卻與國人組建的民樂社團有著決然不同的意義，女學生們并沒有在“全盤西化”的教育之下成為全面西化的人，其對中國音樂文化的熱忱溢于言表，并對中國音樂持有極強的歷史責任感，“國樂隊建立的主旨就是要保護我們中國的音樂文化，我們也希望學習新鮮事物，但是卻不能忘掉我們的古老文化。”[25]“因為我們是中國的希望，我們將會盡全力來保護這些文化�！盵25]在這些致力于中國音樂發展的女學生們的努力之下，1924年秋，在學校的中文文藝會中設立了國樂部，并聘請了專門的國樂教師——湯蘇本楠。[24]隨著國樂隊影響力的逐漸擴大，越來越多的學生表現出了對中國音樂的興趣與愛好，加入到了國樂隊中，1925年有42人(見圖4)，1926年有19人。國樂隊也開始在女塾的各種音樂活動中展示中國音樂的風采。
除了國樂隊外，1926年秋，女塾又組成了一個學生西洋樂隊，從1927年5月的年度音樂會上可以看到她們第一次表演的身影。[26]這個小型的西洋樂隊由小提琴、曼陀林、長笛和大提琴組成。這一次演出的成員有11人，到了1927年，其成員為12人。另外，女塾還有一個常備樂隊(Ever Ready Band)，由18人組成。[27]
國樂隊與西樂隊作為兩種不同音樂文化系統的代表同時并存于女塾，中樂與西樂形成了很好的文化互補與社會互動，正如學校名稱“中西女塾”一樣，中西文化之間的融會、交流濃縮在了女塾的校園文化之中。
四、結語
作為美國監理會在上海開設的一所女校，中西女塾的歷史是與西方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林樂知與美國教會商議在上�；I建一所專門吸收“高貴華人”女兒的女子學校，以“培植閨才，陶成閫范”，進一步擴大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力。然而，從教育角度來講，女塾的音樂文化教育已逐步呈示了本土化、世俗化的態勢，并側身于中國近代西洋音樂教育體系格局之中，成為了極其重要的文化單元。第一，縱觀其音樂類科系，特別是琴科的發展狀況，包括教學理念、教學模式、教學管理、教學活動，已初具專業音樂院校系制的建構框架。第二，眾所周知，中國專業西洋音樂教育的策源地是成立于1922年的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和1927年成立于上海的國立音樂學院。而1892年中西女塾的出現成功地填補了中國專業西洋音樂教育出現以前的空白期，對于輸入先進的西方音樂知識和專業技能做出了大量的先導性和普及性的工作。第三，中西女塾從建校伊始就十分注重借鑒和移植美國學校先進的音樂教學模式，建立了高效的教學管理體制，在辦學模式上為中國的女子音樂教育提供了范式。
中西女塾是上海城市文化在19世紀中葉急遽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發展起來的。鴉片戰爭以后，上海開埠，并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國際化大都市。西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之下長驅直入，極大地沖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價值觀�？梢赃@樣講，正是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文化背景為女塾的發展，特別是西洋音樂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基礎與人文基礎。但女塾全新的音樂教學理念，以及它所培養出來的知識女性又在上海音樂的現代化進程中留下了鮮亮的足跡。
此外，中西女塾音樂類系科的學生特別是琴科學生畢業后大多選擇出國深造，但是她們留學外國，是為更好地發展中國自己的音樂文化。所以，其留學生學成后大多選擇歸國任教，用自己所學貢獻祖國音樂。從這方面來講，這批留學生也是在學校的中西交流的音樂氛圍的影響之下，而成為了第二代的中西音樂交流使者。
歷史是錯綜復雜的，中西女塾的學生在接受著“基督教中國化，中國殖民化”教育的同時，而在內心深處，卻并沒有泯滅對祖國文化發展的責任感與歷史感。1922年校歷刊載：“西人尚知研究吾國國樂，吾輩豈可忽學”。[28]1930年張麗娟提到：“近世東西各國教育家，亦視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種……是故愿吾校諸師長同學，悉心研究，盡力發展。不讓古樂占美于前，并與歐美諸先進國，并駕齊驅，諸同志共勉之�！盵29]由此可見，女塾學生的在充分了解了異文化的特質與長處之后，對中國音樂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和深入的理解。因此，自西徂東的西方音樂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是一個互相的、雙向進行的過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碰撞，引起不同民族之間文化的互相采借、接納。[30]
晚清以來紛繁多舛的文化歷史變遷中，女性的社會角色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隨著生活視野與思想領域的擴展，女性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并進而開始尋求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中西女塾正是為女學生們提供了觀察與審視其性別角色與社會角色的最佳場所，使她們得以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并逐漸在男性主宰話語權的罅隙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音樂類系科中走出了一大批的巾幗音樂家，成為了孕育女音樂家的搖籃。無論女塾創辦者出于何種辦學動機，他們倡導男女平等，提供新式教育，影響并改變了中國女性的教育包括音樂教育狀況，培養了近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掌握現代音樂知識的女性，對近代中國的社會思想與音樂文化產生了較大的推動，成為了中國近代女性音樂教育的先鋒。
注釋：
①林樂知(Y. J. Allen)，美國佐治亞州人，是一個孤兒。自幼信仰基督教，是監理會的忠實教徒。1858年大學畢業后立志傳道。1860年攜眷來到上海。1863年任上海廣方言館講師，同時翻譯書籍，編輯報刊《萬國公報》，在中國影響很大。1881年創辦中西學院，獲得很大成功。
②《墨梯》，上海中西女塾年刊，創辦于1917年，每年6月出版。是由每年的畢業生編輯，由教師指導出版的中英文版刊物。其真實、詳盡地記錄著女塾校園生活的各個方面。
③根據1917-1930年《墨梯》年刊整理而成。本文中出現的所有音樂類系科教師的名單，均系作者根據1917-1930年《墨梯》年刊整理而成。
④廣學會(The Wightman Literary Society)由女塾教員倫乃治(Sallie B. Reynolds)于1892年創辦，其肇端之宗旨乃“一圓英語之進步，二謀臨事之無懼”。此后，該會活動曾一度停滯，直至1899年才再度活躍起來。廣學會可分為初級廣學會和高級廣學會，由初中同學和高中同學分別組成。每月除開議事會一次外，尚有公共游藝會一次，學生們表演器樂獨奏、唱歌、舞蹈、詩朗誦等。
⑤參見劉再生發表于2007年第3期《音樂藝術》(上海)的《音樂界的一樁歷史公案——蕭友梅和冼星海、聶耳的“是非恩怨”》中的注釋⑨；吳樂懿《我的音樂旅程》(收錄于向延生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家卷(第三卷)》，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1994，第219-229頁。
⑥節目單原文即“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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