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我眼圈濕漉了。送給孩子一支歌，這么一句話，起碼在我心里念叨了20年。

孩子們沒有自己的歌唱，這已經是不需要爭辯的話題了。有時聽幼兒園的孩子們唱“哥哥在岸上走……”之類的流行曲，真是心如刀割。于是一直翹首盼望能有一支諸如《讓我們蕩起雙漿》那樣影響和陶冶了幾代人的好兒童歌曲出現。但終于不得不無奈地承認：我失望了。

我當過學生，也當過教師。我深深地敬愛自己的老師，熱愛自己的學生。1981年，我因為一首詩引起許多無法接受的非議，我垂頭喪氣地回到母校，年邁多病的任鑫平老校長專門在自己家收拾出一間房，叫我住在家里。還辦了一桌豐盛的家宴，把當年教過我的幾位老師請來為我接風。席間，老校長舉起酒杯動情地說：

“我教了一輩子書，今天文福回來了，我是總也看不夠。我為自己有一個當詩人的學生而更加熱愛自己從事的事業。我知道文福惹了不小的是非。寫詩惹是非，這不要緊，正視、改正就是了。惹是非有時是有作為的一種表現。學生在外面受了冤枉氣，人前抬不起頭來。回到自己老師身邊，這里誰不曉得當年他講公開課時還穿著他母親的大圍腰褲子?叫我也冷眼看他，我做不到……”

我教過一年多小學，把一個班從四年級帶到五年級，35年過去了，我幾乎還能記得全班學生的名字和他們當年的座位。去年回故鄉，我的已經40多歲的學生們從各地趕來看我，圍坐在當年的班主任身邊，我竟覺得他們還是孩子。

當我對別人的期望流產之后，便開始耕耘自己。我把自己當學生和當教師的種種感受反復體味，希望能寫出一首好歌詞來。但幾經努力也不理想。這期間聽到了一首歌頌教師的好歌《我就長成了你》，詞曲均上佳，感人至深，只惜乎孩子們不能唱。

劉熾老人在世時，有一次閑談，無意中便說到了《讓我們蕩起雙槳》。我說：

“劉老，我細讀您的作品，總有一種并非音樂家的某種特質在旋律之中，在看似平常的旋律里顯示而且是充分顯示奇特和深刻。但我把握不準，到底是什么特質。”

劉老當時很高興，說：“到底是詩人，這問題提得非常深刻。”說著激動地拍著胸脯：“文福，我的歌為什么寫得好?只有文學人，只有詩人才品得出其中三味。這是一個秘密，別人寫歌是用音樂寫，我寫歌是用文學寫。我其實是個文學家。”

我幡然頓悟。

用文學寫音樂，這與用音樂寫文學尤其是用音樂寫詩是一脈相承的。

假如我的詩與人有什么不同，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愛音樂，懂音樂。

回頭看自己以前寫的歌曲，何嘗不是用文學在寫音樂呢?只不過未被音樂家一語道破而徘徊于本能和盲目。我不是專門作曲家，但我學生時代就譜過《唱支山歌給黨聽》，還得到音樂老師的好評。多年來我總愛把自己偏愛的小詩爛熟于心之后，譜成曲，供自己獨自欣賞。

但為孩子們寫支歌的夙愿一直耿耿于心而未得。上四年級的女兒每每在家唱學會的新歌，聽起來簡直像割耳朵似地難受。歌曲作者們給人的感覺簡直是怎么難受怎么寫。聽得多了，終于找出其通病：作者們總是希圖通過一支歌教育孩子們懂得某一個道理，大概就是“寓教于樂”吧。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理解，反而因急功近利而欲速不達。教育是一個長期熏陶過程，要按孩子們的感覺去寫歌，而不可把大人的主題強加給孩子。

孩子們無歌可唱，便自己創作。我們院子里孩子們豐富多彩的拍手兒歌真是不知有多新奇和美麗。

前天中午吃罷飯，孩子依在她媽媽懷里看故事書。愛人看了看鐘，拍了拍她的肩說：“該上學了。”孩子才十分不情愿地起來準備上學。這個細節被我看在了眼里，我立時得了極為可貴的兩句歌詞：

離開媽媽溫暖的懷抱，

走進我親愛的學校。

多年的愿望和積蓄立時沿著這思緒的通道噴瀉而出!我一口氣連詞帶曲寫完了《老師，您好》。下午接孩子時，我們在自行車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試唱，待回家孩子就學會了第一段。

我不知道這支歌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只知道這是我盼望多年未果而終于一氣得之的歌。我當然希望它好，希望它為孩子們接受。倘是如我所愿，我就把它當作一份在我是珍貴的禮物送給所有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選自葉文福2010年出版散文集

——《收割自己的光芒》